《东亚变迁与周边世界》汪朝光 -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下载

作者：汪朝光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东亚及其周边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经历了列强入侵、民族独立、社会转型、国家发展等历史变迁，与其过去的面貌迥然有别，始终为学界所关注，成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主题。本书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学者相关学术讨论的研究结集，所收文章主题多样，既有对中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和马来半岛历史的研究，也有对中马建交以来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东亚及其周边世界国际关系、历史写作理论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中马两国学者对相关主题的学术耕耘，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现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试读

孙中山早年生长在广州，由于14—18岁在夏威夷留学，生活在白人与夏威夷人排华的恶劣环境中，自然深切体会到种族与国家被欺凌的耻辱。[24]我们从孙中山1894年6月《上李鸿章书》的内文中看到的也是一个怀着满腔热血、准备报效朝廷的爱国青年。在上书中，他首次揭示资本主义帝国的成功之钥：“欧州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25]然而，在李鸿章未能接见、次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而割让台湾之下，孙中山才对清政府绝望，才决心以发动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为志愿。

由此可见，早年孙中山所追求的是拯救中国之法而非排满之道。即使上书李鸿章未获回应，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仍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申民志而扶国宗”为宗旨。[26]自1895年2月18日他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才有对朝廷和官府公开的猛烈批评，但所批评之焦点，乃是官府和朝廷的贪污腐败、纲维败坏。成立兴中会的宣言里有一句“庶我子子孙孙，或免于奴隶于他族”，其中所谓的“他族”其实是指“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环列的强邻，而非国内统治族群。[27]可见在发动革命之前，孙中山早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所认识，在1895年底开始发动革命后，他也时时不忘提醒世人帝国主义的危害，如1904年5月他就强调：“当今为竞争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莫不以开辟疆土为野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和清国而已。”[28]

因此，孙中山鼓吹推翻清政府表面上是号召汉族驱逐异族统治，实际上却是防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如1907年孙中山在马来亚槟城对华侨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已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随时可以遭外国瓜分的惨祸”，清政府对列强予取予求，成为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奴隶，而汉人又是满人的奴隶，就成为“奴隶中的奴隶”。因此，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首先就要推翻清政府。[29]

我们深究孙中山早期的言论，主要目的就是团结大多数以推翻清政府，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因为“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华人今日乃亡国之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30]而清政府把“祖宗遗留下来的土地，送归外国的版图，把四万万的炎黄裔胄，沦为他人的奴隶”，若不革命，“中国势必由满清之手，转而亡于外人”，到那时“亡国奴生活的惨痛，或更有十百倍于今日者”。[31]因此，在孙中山的眼中，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而已，必须推翻。

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我们不难发现身为总统的孙中山立即扬弃旧说，开始积极主张汉、满、蒙、回、藏统一与五族共和了。[32]此后，“排满”的主张不再出现于他的言论之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点在此前后改变如此迅速，甚至自我否定，就可证明他在革命时期所宣传的民族主义，与其后所提倡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自始至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旦革命成功，孙中山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

在1912年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后至1925年逝世的这段时间，孙中山又历经了多次的政治波澜，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以及他对帝国主义的诠释，也发展得更为成熟。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分成三个层面，一为政治力的压迫，二为经济力的压迫，三为精神或价值上的压迫。

首先，孙中山看穿了“欧洲各国人是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的本质，[33]主张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世间的战争，主要就是帝国主义为侵占他国的资源而发动。[34]然而，如果他国不能在政治上使弱国屈服，就会对其施以经济上的压迫：“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35]而这种经济力的压迫，依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中所言，至少有七种模式：

（1）倾销商品。孙中山以西方大量纺织品进入中国销售从而打垮中国纺织工业为例，举出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压迫，首先就是大规模地倾销西方廉价的工业产品，使一国的民族经济完全瘫痪。

（2）高额赋税。西方各国控制下高额的海关税务，使中国货物无法正常销售。

（3）外国的银行和汇兑。外国银行通过收取中国人的黄金等存款累积资本，又通过放款的方式，赚取中国人的利息，更甚者，专门印刷大量纸钞，换取中国人的货物，“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

（4）运输的费用。中国由于没有自营的国际运输公司，所有商品的出口都要仰赖外国海运，甚至在国内的运输也受外国公司控制，中国产品的成本有很大一部分源于由外国公司来运输。

（5）地租和地价。租界内的外国人任意买卖中国土地，中国人缴交给外国人的地税和租税，不计其数。

（6）独占的经济之权。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中国之利权。

（7）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贪婪的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36]

综观以上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压迫，没有一项是过时的，它们至今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或企业对开发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乃至巧取豪夺的主要手段，足可见孙中山当年的真知灼见。孙中山主张这种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压迫是相辅相成的，即“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把多数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民，压迫得很利害”。[37]孙中山断言，经济力的压迫，比政治力更为可怕，因为“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38]帝国主义“将中国做成他的商场，源源不绝的销售他的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的劳力，来满足他们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在美、非、澳诸洲都是百发百中的，不怕中国会逃到哪里去”。[39]“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