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09-02 访问量: 191
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
内容简介》
赫伯特·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 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
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单向度的人》、 《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
试读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
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在这一阶段上,制度自身的合理性肯定出了什么毛病这一点变得清楚起来。其实,毛病就在于人们一直用以组织其社会劳动的那种方式。这在现代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在现代,一方面伟大的企业家们自己情愿托庇于政府的指令和规章,而牺牲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又通过进一步加强统治而继续发展。不过,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有毛病的社会组织要求站在发达 工业社会现状的立场上来进一步作出解释,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先前那些否定的、超越性的力量同已确立制度的一体化似乎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否定性一面向肯定性一面的转化突出了下列问题:在从本质上变成极权主义的过程中,“有毛病”的组织拒斥各种替代性选择。十分自然而且似乎无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制度可见的好处大家认为是值得捍卫的——在有当代共产主义这一似乎代表替代性历史选择的对抗性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然而,只是对于一种不情愿、也可能无力去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思想行为方式来说,这才是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
我们合理地、多产地生活和死亡。我们懂得,毁灭是进步的代价,就像死亡是生活的代价一样;节制欲念和辛勤劳作是满足和欢乐的先决条件;我们还懂得,生意必须做下去,替代性选择是乌托邦。这种意识形态属于已确立的社会机构;它是该机构继续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其合理性的组成部分。
然而,该机构击败了它自己的目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以人化的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话。如果这不是它的目的,那么它的合理性就更为可疑。但它也更合乎逻辑,因为,从一开始,否定性就寓于肯定性之中,野蛮寓于人性之中,奴役寓于自由之中。这一状态不是心灵的状态,而是现实的状态,科学头脑在此种现实中起过联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决定性作用。
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合理化”的双重涵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人们还能够安于如下假定即非科学的后果是科学的一种特殊社会应用结果吗?我认为,哪怕预先并没有实际目的,在纯科学中仍然存在着科学应用固有的一般方向;这一点当理论理性转为社会实践时可以得到确定。在论证这一看法时,我将把前面几章讨论的前技术模式的特征与科学技术模式的特征作一对照,简要回顾一下新型的科学技术合理性在方法论上的起源。
导致在数学框架内来解释本质的定量化,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进而,又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不管科学现在如何确定自然客观性及其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它都不能按照“终极因”来科学地设想它。不管作为观察、测量和计算中心的主体的作用多么重要,该主体都不能作为伦理、审美或政治的行为者来发挥科学作用。以理性为一方,以下层人民(他们一直是理性的对象而很少是理性的主体)的需要和愿望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襁褓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着。对“事物的本质”——包括社会的本质——所作出的定义,是为了把压制甚至镇压美化成完全合理的。真正的知识和理性要求统治感觉——如果不从中解放出来的话。逻各斯与爱洛斯的联合,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导致了逻各斯的至上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上帝与被上帝所推动的世界的关系,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是“爱欲的”。逻各斯与爱洛斯之间脆弱的本体论联系破碎了,科学的合理性作为本质上中立的东西而出现。自然(包括人)要争取什么,只是在运动的普遍规律——物理、化学或生物的——范围内才具有科学的合理性。
在科学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于一个价值世界中;从客观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价值变成主观的。为它们夺回某种抽象的、安全的合法性的途径,似乎只有指望形而上学的认可(神和自然法规)。但是,形而上学的认可不可证实,因而实际上不是客观的。价值可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但它们不是现实的 ,因而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甚微——它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越小,对现实就越是高高在上。
同样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也影响到本质上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加以证明的所有观念。不管依其自身权利它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重视和尊崇,它们总不免是非客观的。而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客观性,使它们成了社会凝聚的因素。人道主义者、宗教、道德观念只是“理想性的”;它们不会过分妨碍已确立的生活形式,不会因它们同商业和政治的日常需要所支配的行为相抵触这一事实而丧失合法性。
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够从本体论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又不能够从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无权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普遍的实现。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它们属于偏好的范围;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重新复活也无法换回这种局势,因为它预先 就已受到科学理性的拒斥。这些观念的非科学特征必然削弱同已确立现实的对立;它们变成了单纯的理想 ,而它们具体的、批判的内容则消散到特定的伦理或形而上学氛围之中。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只具备可定量特征的客观世界,在其客观性方面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主体。这一漫长的过程开始于几何学的代数化,它用纯思维的操作取代“可见的”几何图形。在当代科学哲学的某些概念中它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形式;按照这一形式所有物理学问题势必都会放在数学或逻辑学的关系中来解决。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实体的观念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拒斥某些实体的类似假设。
譬如,物理学“不测量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质——那些性质只是这种操作完成的结果”。 〔11〕 客体只是作为“方便的工具”,作为陈旧的“文化论断”而继续存在。 〔12〕 把混混沌沌的事物加以净化,即是使客观世界失去它那“不令人愉快的”特征,失去它那和主体相对立的特性。撇开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解说不谈,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实在看来就是理念的实在。
这是一些极端的主张,它们受到比较稳健的解释的拒斥,这些稳健的解释坚持,当代物理学中的命题仍然指称“物理事物”。 〔13〕 但物理事物实际上就是“物理事件”,因而物理命题指称(且只 指称)标志各种物理事物和过程特征的属性和关系。 〔14〕 麦克斯·波恩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