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全4册）托尼·朱特 -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下载

目录

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套装全四卷内容简介：

《战后欧洲史》（套装全四卷）是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经20年构思10年撰写，广泛运用6种语言文献资料，涉及34个国家，兼顾西欧东欧，囊括整个欧洲，第一部全面展现现代欧洲60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大师级历史杰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从残酷的种族灭绝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从自由资本市场到大政府福利主义国家，从军备竞赛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就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它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托尼·朱特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对于现代公众而言，“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

《战后欧洲史》是当代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历时十余载而成的心血巨著。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这本书展现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全面而简练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并揭示出欧洲走向联合自强的未来之路。托尼·朱特以敏锐的观察、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超的叙述能力，将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六十年历史，淬炼成了一部引人入胜、意义非凡且极具个人见解的伟大著作。

《战后欧洲史》出版后赞誉如潮，获奖无数，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并已成为社会大众“理解现代世界不可不读的经典巨著”。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试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雅契克·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 [6]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 621人（全国人口是1 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除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在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80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735亿千瓦，其中640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1983年，捷克地区大约35%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1/3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