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冒险: 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 -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下载

副标题: 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

内容简介

巴菲特推荐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称之为“我读过的最好商业书”。

2015年TED大会推荐必读书目第1名

年度最重要、最畅销的财经书之一

华尔街不仅是金融的战场，也是人性的试验场，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一夜暴富或身败名裂的华丽戏剧。约翰•布鲁克斯选择了华尔街上12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以小说的笔法叙述了这个舞台上的奇谋、诡计、泡沫、欺诈、贪婪、崩溃、坚持、不甘……

商业的形式和表象一直在变，但商业的基础始终如一。书中的商战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来还会继续发生……

作者简介

【美】约翰•布鲁克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财经作家之一，《纽约客》广受赞誉的金融专栏作家和记者，出版过10余本商业和金融类图书，每一本都在华尔街引起轰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商业冒险》《戈尔康达往事》《沸腾的岁月》，以及《博弈者》《奢侈的七年》《狮群》等。其作品以文笔幽默、小说性笔法而闻名，迈克尔•刘易斯、詹姆斯•B.斯图尔特等财经作家均受其影响。

试读

顽固的哲学家：员工不知道上司说了什么

通用电气卷入了价格垄断案，被送进监狱的没有一个是高管，那些在被告席上低头的人是替罪羊，还是沟通不善的牺牲品？

在今天美国工业界面临的大问题中，有一个是“沟通问题”。只要与为数众多的、不算特别自命不凡的工业家中任何一人有过交谈，你便能得知一二。不仅工业家关注“无法理解他人的想法”的难题，很多知识分子和创意作家对此也十分关注，他们中有越来越多人似乎倾向于认为，沟通问题，或者说缺乏沟通，不仅是当今工业界面临的难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一些先锋派作家和艺术家斩钉截铁地宣布自己反对沟通，间接地宣扬了沟通的重要性）。我承认，在好几年里，当我听到工业家们提及“沟通”时——常常是以一种近乎难以理解的方式——我很难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基本主题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司内部人士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如果所有其他人也能理解他们或他们的公司的意思，那么一切事情都将变得顺利。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在各大基金会纷纷资助一项又一项关于沟通的研究的今天，个人和机构究竟是怎样做的，以至于总是无法让他人理解自己？又是为什么无法让他人理解？或者说，他们的听众又怎会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几年前，我得到了一份两卷本的读物，由美国政府印刷局（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出版，名为《依据参议院第52条决议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在第87届国会第1次会议期间的听证会纪录》（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and Monopoly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Eighty-seventh Congress，First Session，Pursuant to S.Res.52 ）。在相当仔细地阅读了这1459页内容后，我想我开始有点明白这些工业家的意思。听证会在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的主持下，于1961年4月、5月、6月举行，涉及的是现在著名的电气制造行业价格垄断和串通投标阴谋问题。这些阴谋在1960年2月就已经遭到控告，最终由费城的一名联邦法官做出判罚，29家公司及其45名公司员工总共被罚款1924500美元，7名员工被处以30天监禁。关于此案一直没有公示的证据，所有被告要么承认有罪，要么没有辩护，而且，大陪审团对他们提起控诉的记录也没有公开，因此，公众几乎没有机会知晓案件细节。参议员基福弗认为，对这整件事需要有良好的公开讨论。这本文字记录表明，它的确引起了许多讨论。讨论显示，公司内部沟通严重崩溃，以至于巴别塔 [1] 的建立似乎成了公司内部关系融洽的象征——至少在大公司内如此。

1960年2月至10月，美国费城地方法院提起了一系列控告，指控29家公司及其高管一再违反1890年《谢尔曼法》 [2] 第一条规定，即“任何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为目的的契约、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都是非法的”（西奥多·罗斯福著名的取缔垄断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便是《谢尔曼法》，从那时起，它和1914年的《克莱顿法》就共同成为美国政府打击卡特尔 [3] 和垄断的武器）。政府称，这些违法行为与多种高价的大型电气设备销售有关，这些设备主要用于公共和私人电力公司，包括电力变压器、成套开关设备、汽轮发电机组等。密谋是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当时，许多理应是竞争关系的企业高管秘密开会，商定非竞争性的价格水平，事先操控名义上保密的合同竞标出价，分配每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这些会议至少从195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9年。政府进一步指称，为了确保其保密性，这些公司的高管还耍了一些花招，比如在信件中用代码指代自己的公司，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而不是在家里或办公室，在支出账目上作假，掩盖他们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的事实等。但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1959年早秋，一家参与了共谋的小公司的员工觉得，自己应该说出这个秘密，此后，许多阴谋参与者也供出了对同伴不利的证据。在这些人的有力帮助下，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A.Bicks）领导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成功地揭发了他们。

只需引用几个数字，便足以说明整件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当阴谋盛行时，每年用于购买相关设备的总支出超过1.75亿美元，其中近四分之一支出的主体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这些支出都由纳税人支付），其余大部分则是私营的公用事业公司（他们以费用上涨为由，将设备成本上升的压力转嫁给公众）。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笔交易中的支出吧，一台50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用蒸汽动力发电的巨型设备）售价通常为1600万。其实，制造商有时会进行7.5折的促销，因此，如果一切都公开透明，购买这种设备或许就能省下400万；如果发电机生产企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开会，商定一个固定的价格，消费者的成本就增加了400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终掏腰包的就是广大公众。

在给费城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时，比克斯指出，总体而言，这些阴谋可被称作“美国任何基础工业史上最严重、最恶劣、涉及范围最广的违法形式之一”。法官J·卡伦·甘尼（J.Cullen Ganey）在判罚前进一步表示：“这些违法行为意味着，在美国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现在真正岌岌可危的是自由企业制度。”对个人实行监禁的判罚表明，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在《谢尔曼法》颁布70年来，对于违反该法案的行为有过多次成功的诉讼，但把企业高管送进监狱的判决十分罕见。因此，也难怪这个案件会在媒体上引起一阵骚乱。当然，《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杂志抱怨报纸和杂志故意淡化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商业丑闻”，但这种指责似乎没有太多根据。考虑到公众普遍对开关设备不怎么关注，也考虑到以往涉及《反托拉斯法》的刑事案件大多非常冷酷无情，以及相对较少的对阴谋细节的曝光，整体上说，媒体已经为这个案件留了很大空间；而且，就连《华尔街日报》和《财富》也对此事进行了态度强硬的、信息量丰富的报道。事实上，人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30年代盛行的、反对大企业的新闻精神复兴的迹象。毕竟，这些是全国最受尊重的企业，这些企业高管平日端庄威严、衣着考究、收入丰厚，还有什么比看到他们像普通扒手那样成群地被送进监狱更令人兴奋的呢？这显然是自193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任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因挪用客户资金进行投机而被送进监狱一案以来最大的商业欺诈案件。有些人称，这是自茶壶山丑闻案 [4] 以来最大的丑闻。

最糟糕的是，人们普遍对企业的最高层管理者存在怀疑，认为他们是伪善的。在最大的被告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不论董事会主席还是公司总裁都没有落入法网，第二大被告公司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四位大老板表示，在司法部门得到关于此案的第一条证词以前，他们对自己管理的公司内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然而，许多人对这种免责声明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被告公司的高管才是幕后黑手，那些违法行为只不过是遵从了上级的指示，或是遵从了公司的一贯态度，入狱的人其实是高管的替罪羊。法官甘尼就是不满者之一，他在判决的时候说：“这些违法行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在行业内的影响范围这么广，最终涉及数以亿计的资金，而公司负责人却毫不知情，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一定是最天真的……就很多被告而言，我相信他们都在良知和认同公司决策之间犹豫不决，而后者的回报是升职、舒适的保障和高薪。”

公众自然希望抓住幕后元凶，找出为首的阴谋家，看起来，他们要找的人就在通用电气。无论在媒体，还是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通用电气都最受关注，连它的老板都惊愕不已。通用电气总部位于纽约市列克星敦大街570号，有大约30万员工，在过去10年，它的平均年销售额达到40亿美元，规模为29家被告企业之最，不仅如此，根据1959年的销售数据，它还是美国第5大企业。通用受到了437500美元的罚款，3名高管被送进监狱，还有8名被判处缓刑，处罚力度均高于其他任何企业。此外，通用电气的最高层领导者多年来一直在公众面前大力赞扬自由竞争体系，也就是被价格操纵会议蔑视的体系，试图把通用描述成具有自由竞争美德的成功典范，在这个危机时刻，这些似乎加剧了铁杆支持者的恐惧和震惊，也令嘲讽者更加幸灾乐祸。1959年，就在通用决策层得知政府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后不久，公司便对承认参与此事的高管做出了降职和减薪处罚；例如，一位副总裁的年薪从12.7万美元年薪被降到了4万（他刚让自己适应了这个打击，法官甘尼就对他做出了罚款4000美元并监禁30天的判罚，在重获自由后不久，通用电气就完全解雇了他）。与通用电气不同，西屋电气没有在法庭尚未判罚时就处罚员工，而是一直等到法官处理完案件才做出决定。它认为，法官对其员工罚款和监禁的判罚力度已经足够，公司决定不再另行处罚。有些人把这种态度看作西屋电气纵容阴谋行为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认，值得赞扬，它表明西屋电气承认共谋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对整件事是负有责任的——至少在道义上如此，因此，公司没有立场来处罚犯错的员工。在这些人看来，通用电气急于惩罚认罪员工的做法充分表明，公司把几个倒霉的员工当成了替罪羊，试图保护自己的清白。密歇根州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A.Hart）在听证会上更直接地批判了通用，称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本丢·彼拉多式的做法 [5] ”。

列克星敦街570号可谓四面楚歌！通用电气常年来为自己披着审慎决策、乐善好施的外衣，现在，公关人员对于公司在价格操纵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面临着难堪的抉择：要么承认自己是傻瓜，要么承认是骗子。他们强烈地倾向于“傻瓜”。根据法官甘尼的陈述，他认为通用的高管及公司整体不仅纵容，而且是支持这些阴谋行为的，显然他选择相信的是“骗子”。但他的分析也不一定正确，在读过基福弗小组委员会的记载后，我得出了一个有点可悲的结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真相。因为记载显示，通用电气的道德责任感这池清水无可救药地被沟通不善问题搅浑了。通用内部的沟通非常令人困惑，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通用的某位大老板指示下属去违法，下属接收到的信息可能是混乱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如果下属告诉老板他在和竞争者举行密谋会议，老板可能以为他只是在随便闲聊，不过是草坪聚会或牌局之类。具体来说，下属在接到老板的直接口头指示后，似乎需要去揣摩老板的真实意图，是表面意思还是恰恰相反；同样，老板在与下属交谈时，也需要弄清楚下属所讲的话只是字面含义，还是有着隐含之意的密语，而这个密语，他未必知道如何破解。这只是对问题的简要概述，我在这里也要坦率地把它作为对任何资助沟通研究的基金会潜在受益人的一个建议，这些人可能正在四处物色合适的项目，打算起草一份商业计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