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06-24 访问量: 306
作者简介: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2008年以来入选历届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2018年入选中国政法大学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公安部、司法部等多个科研项目。
罗翔老师一直在法大同学中拥有超高人气,也是法考名师,2019年,其刑法课视频意外爆红网络。2020年 3月,罗老师正式入驻bilibili,一天粉丝破百万,创造“最速百万粉传说”,B站粉丝已超过950万。
内容简介:
在《刑法罗盘》中,罗翔老师通过盘点热点案件,探讨了刑法世界的价值基础与人文精神。法律与哲学融会贯通,不只普法,更聚焦构建“三观”。共分为以下5大部分:入罪之前、“不等于不”、“寻衅滋事”、罗生门之判、你的权利。共收录罗翔教授的40余篇随笔文章,罗老师在书中通过盘点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探讨了刑法义理及其适用,盘点了丰富的法治知识与人文理念。作者笔调自省而尖锐,洋溢着责任感与人文情怀。本书不仅启蒙读者的法律思维与维权观念,更可以帮助理解刑法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
试读
是孩童还是罪犯?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道路选择
多起未成年人弑父杀母的极端案件再次让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焦点话题。
现行《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种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之所以在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其理论依据在于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因此对他们的刑事惩罚没有意义。但是,这种理论是否成立,值得深思。
当然,不负刑事责任不意味着不接受任何处罚,只是不受刑事处罚而已。《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可见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对这些孩子可以收容教养。只是何谓“必要的时候”,法律并无规定。更为糟糕的是,收容教养制度存在大量空白地带,不好操作,相应的机构极不健全,一般只有省会城市才有相关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不负刑事责任,这些孩子几乎不会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有效惩罚,以致出现杀母的孩子返回原校继续就读的奇谈。
那么,是否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呢?
两条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大致有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条道路。
乐观主义崇尚建构理性,对人类理性充满自信,认为法律应当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标准之下就推定没有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这种立场认为孩童本性纯良,可塑性很强,因此对待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应以矫正为主。
现实主义推崇的是经验主义,它认为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太过武断,整齐划一的法律理性并不能适应无穷变化的社会现实。同时,现实主义认为包括孩童在内的一切人内心都有幽暗的成分,刑罚无力改造人性,它的第一要务是对罪行进行惩罚而非对犯罪人进行矫正,对待未成年人也是如此。
大陆法系倾向于乐观主义,其代表性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刑法和我国一样,认为不满十四周岁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对任何犯罪都不负刑事责任。不同的是,这些国家规定了较完备的少年司法制度,对于十四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专门的少年司法审判制度。
普通法系则以现实主义居多。普通法最初有无责任能力的辩护理由(doli incapax),不满七岁的儿童被推定没有犯罪能力,这个推定不容反驳。但七岁以上不满十四周岁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无犯罪能力的推定可以反驳,如果公诉机关可以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意义知道是非对错,那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随后,许多普通法系国家抛弃了这种辩护理由,如美国有三十五个州没有设置任何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理论上来说,在这些地区,任何年龄的人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其他十五个州,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六岁到十岁不等。
英国也放弃了这种辩护理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司法区,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十岁,不满十岁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苏格兰司法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则是八岁。
2007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曾经建议各缔约国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至少规定为十二岁,但许多国家都没有听取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有些国家甚至还准备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比如菲律宾的立法机关就考虑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十五岁降至九岁。
中国的刑事立法自觉向大陆法系靠拢,在许多的立法设计上都有乐观主义的倾向。以十四岁作为有无责任年龄的标准当然整体划一,便于操作。在法律上推定不满十四周岁没有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这种法律逻辑清晰明了。
咄咄逼人的逻辑论证自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但是人类从未完全居住在逻辑论证之中,尘世中的万物,许多是无法为人造的逻辑所涵盖的。在人类历史中,削足适履的逻辑命题曾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我们宁愿生活在前人经验积累的法律之中,而非强有力逻辑推导的法律命题之下。
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逻辑命题就值得修正。
从当前多起孩子实施杀人等严重犯罪的案件来看,认为他们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的法律逻辑很难服众。
刑罚何为
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选择还取决于对人类本性和刑罚本质的看法。
乐观主义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他们相信人类会不断地进化下去,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且有一天能够控制自己的发展。只要积极地改造社会,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平,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黄金世界”。
因此,他们推崇人道主义的刑罚理论,认为传统的报应主义是一种复仇,是野蛮和不道德的。根据人道主义刑罚理论,罪犯只是一种病态,需要接受治疗与矫正。在他们看来,孩童天性纯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没有自由意志,并非出自本性,主要是糟糕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缺少关爱等因素所致,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过度的惩罚,扼杀天性纯良的幼苗。
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他特别讨论了个人如何在堕落的社会中保持天性中的善良。该书前言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塞涅卡的一段话:“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得到自然的帮助。”全书基本上是这段话的展开。
《爱弥儿》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对西方影响巨大,直到今日,许多人都推崇卢梭的孩童教育理念,认为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孩童身心的自由发展。讽刺的是,作为教育学宗师的卢梭自己却把与女佣通奸所生的五个孩子送往了孤儿院,他的辩护理由是——他忙着爱人类,以至没有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孩子。
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这种立场认为人性生来有幽暗的成分,孩童也不例外,因此不能放任孩童自由发展,管束是必要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现实主义认为法律无力改造人性,它只能约束人性的幽暗,让其不致泛滥成灾。因此,刑罚的首要目的是报应,是对犯罪的惩罚。即便未成年人犯罪,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在惩罚的基础上才能去谈教育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乐观主义虽然容易激动人心,但它却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理想主义往往会走向幻灭与绝望。乐观主义所持的人道主义刑罚理论抛弃了刑罚的报应观念,将惩罚看成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这在客观上为权力的扩张开启了方便之门,使得权力可以披着科学的外衣我行我素。
按照传统的观点,报应是刑罚的根据,一个人是否应当接受惩罚,其核心在于道义上是否存在的应受惩罚性,普通民众有权对此发表意见。
但从改造的观点看,一个人是否应该接受治疗,则是一个专业问题,普罗大众没有发言权,只有专家才有权决断。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行为让政府不满,那么即便这种行为与道德罪过无关,政府也可对其“治疗”,而人却无法辩解,因为专家根本不使用应受惩罚性这种概念,而是以“疾病”、“改造”和“矫正”取而代之。在现代“矫正刑”的诞生之地,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和意大利就曾经利用这种“科学”大行残暴。
人道主义很容易因着对人类的抽象之爱而放弃对具体之人的责任。主张未达法定责任年龄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这看似对儿童的关爱,但放弃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之责。现实主义则基于对理性万能的警惕,对人性幽暗的洞察,其立足现实的观点,虽然难以博人眼球,却更加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