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 -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下载

是英国国际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所著的一本社会心理学图书。作者看透深陷混乱和恐惧的当代，引领读者走向更多安全的未来。

该书于2019年12月由联合读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内容简介

人类基本自由之一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20年间，菲雷迪教授关于“恐惧”的预言不断被验证。如今，雨林焚毁带来的末日言论，疫苗接种安全事件后的社会阴影，“经济严冬”下的人心惶惶，极端势力不断扩大的威胁……

在这越来越疯狂的世界，菲雷迪教授再次探讨“恐惧”：去伪存真，我们还有光明之路可选。

译为11种文字全球畅销，国际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看透深陷混乱和恐惧的当代，引领我们走向更多安全的未来。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至今在其领域内耕耘，被学界内外赞为最活跃的社会学家，著述有《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偏执狂父母》等。

译者简介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自2005年起就持续将菲雷迪的文章、著作翻译引进国内。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不断变化的恐惧故事
第二章 等待定时炸弹的爆炸
第三章 道德困惑——恐惧文化的主要推手
第四章 恐惧视角——恐惧的成功之道
第五章 恐惧主题的制造
第六章 在危险的世界寻求安全
结论：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
致谢
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参考文献
译后记
译者过去若干年翻译的菲雷迪文章列表

试读

第一章

不断变化的恐惧故事

恐惧的当代意义与之前历史阶段的意义有显著差别。直到20世纪，恐惧经常被人们当作与道德议题有关的情感状态。根据19世纪末之前占支配地位的不同文化规范，恐惧往往被视为培养道德价值观的媒介。恐惧有优劣之分，因此，社会共同体在此问题上为民众提供了道德原则和实践指南。宗教和道德准则称赞恐惧的积极属性—只要恐惧是正当合理的。

当下，恐惧本身经常被人憎恶，令人担惊受怕，也因此变成了避之不及的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本章旨在探讨从前支配恐惧的惯例与规则的变化。格外关注的特定历史阶段是1918年至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那是21世纪恐惧文化的许多特征开始成型的历史阶段。

恐惧规则

绪论重点介绍了美国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的案例，他公开谈到他被迫降落在敌方领土上后内心是多么地害怕。他的反应与两名前英国水手比尔·韦克（Bill Wake）和比尔·内斯（Bill Ness）在进攻发起日登陆法国时面对恐怖之事的反应截然不同；两名水手回忆道：“每个人都吓坏了。”接着补充说：“当然，我们也受到了惊吓。”但又说“我们必须勇敢面对”。(1)这两种情况下的士兵们都受到了惊吓，但是英国退伍老兵知道他们不应表现出恐惧，于是不得不戴上了“勇敢的面具”。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的恐惧规则，无论情绪起伏多么剧烈，军人在公开场合都应表现出坚忍勇敢的品质。

自圣经时代以来，当局格外注重在战前和战斗中对士兵进行恐惧管理。《圣经·历代志下》劝诫犹太人“刚强壮胆”。它指出：“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2) 他们的上帝比其他人的神更加厉害，这种说法能在面对兵力占优势的敌军时稳定士兵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个普鲁士步兵的皮带扣上都印有“Gott Mit Uns”—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句话表明，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因而他们无所畏惧。(3)

几个世纪以来，士兵如何应对焦虑尤其是死亡恐惧一直是军方和民事当局关注的问题。社会共同体向士兵清晰阐明了人们期待的他们应对战场危险的方式，于是他们经常利用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来排解战争中的死亡恐惧。他们赞美英雄主义，赞美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甘愿牺牲的精神。

社会对死亡恐惧有过形形色色的描写和叙述。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情绪社会学研究十分有趣，她把对不同情境下的适当情绪反应的一些随意性期待的特征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出“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4) 感受规则指导我们应该对什么感到恐惧和如何应对恐惧，这些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些规则依靠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影响人们对威胁和不确定性的反应。

最早明确尝试为恐惧制定感受规则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直接解答了人们应该如何应对死亡恐惧。此书写于公元前380年左右，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公民的社会化过程提供指导，使公民对正确的威胁产生恐惧。借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概述了一种使共和国的士兵对死亡恐惧免疫的策略：为了使士兵变得更加勇敢，苏格拉底主张仔细审查其书信来往和口口相传的诗歌和传说，希望以此确保那些包含死亡恐惧的故事和例子统统被删除掉，避免把它们传播给年轻人，甚至连荷马那雄壮的诗歌都没有逃过被苛刻审查的命运。荷马描写的冥界地狱那可怕的来世生活尤其令苏格拉底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的段落可能使战士们在战争中畏惧死亡。(5)

苏格拉底认为，为提倡勇敢、大胆和不怕牺牲的价值观，确保士兵们在战斗中更担心失败而不是死亡，共和国必须采取明智的操纵性政策—这在当今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会工程。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向共和国卫士讲述的故事内容应该有助于培养出其对待死亡恐惧的积极态度。为此，希腊英雄应该被描绘成勇敢无畏的战士—他们宁愿在战斗中牺牲，也不愿被人奴役，苟且偷生。

在《理想国》第三部中，苏格拉底询问对话者格劳孔（Glaucon），如何确保未来的卫士—未成年人“英勇无畏”。他继续问道：“难道不应该向孩子们讲述令他们不害怕死亡的故事吗？或者你觉得，如果他们受恐惧的支配，还会变得勇敢吗？”(6)

格劳孔回答说：“不，我当然不这样认为。”苏格拉底继续问道：“如果人们相信地狱极其恐怖，那么他会不怕死，会宁愿牺牲也不在战斗中失败或沦为奴隶吗？”(7) 从这次对话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为了让人们积极解读地狱，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尤为重要。因此，为减少士兵对死亡的恐惧，提升军队的士气，要强行禁止对来世进行负面陈述。为确保从积极的角度描述冥界地狱，苏格拉底主张删除诗歌和故事中与之相关的所有消极引用，并指出必须删除用来描述地狱的“最可怕的名称”。苏格拉底甚至认为，应该禁止公开哀悼死者以提升勇气。他说：“那么，我们取消哀悼声名赫赫的大家这一做法就是正确的，把哀悼之事留给女性（甚至不要留给优秀的女性）和懦夫，这样一来，我们提及的培训中的城市守卫者就不会屑于当逃兵。”(8)

柏拉图管理死亡恐惧的心理模式超越了审查制度。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企图削弱士兵对家人、朋友以及物质财富的依恋，强调要赋予阵亡将士永垂不朽的英雄地位。(9)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各个社会先后试图控制死亡恐惧对军人的侵蚀。他们提出的感受规则借鉴了一种崇尚牺牲、爱国、忠诚和荣誉等价值观的道德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认识到，战争中的恐惧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需要通过把情感引向更高尚的目标来抵消恐惧。当局经常将人们对上帝的恐惧视为死亡恐惧的消毒剂。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对20世纪早期俄罗斯军事精神病学及其对恐惧的影响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当局仍然希望利用宗教和道德来战胜恐惧问题。他援引了著作《军队医疗警察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the Military- Medical Police）或《俄罗斯陆军士兵医疗保健规则》（Rules for the Healthcare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of the Land Forces）（1834年）。该书仅有一次明确提到恐惧，是在讨论沙皇俄国中“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较其他族裔群体有什么优势”时提到的。该书对这三大种族的偏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这些群体往往是“在对上帝的敬畏中长大”的。 普兰佩尔发现，在该书中：“恐惧问题的讨论仍然能够或几乎能够在道德和宗教的领域而不是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内进行；对士兵种族特征强有力的描述是从气候和宗教角度而非基因或个性类型的角度推演出来的。”(10)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在训练士兵时试图让他们把死亡恐惧视为可耻的怯懦。然而到了20世纪初，承认死亡恐惧令军人迷失的影响已经成为军方的普遍共识。普兰佩尔援引了日俄战争、1912年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提升军事精神病学重要性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些战争见证了“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与恐惧”案例数目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幅增加，恐惧因而成为军事精神病学的一大关键问题。(11)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支配战争中士兵的死亡恐惧的传统感受规则已经弄清楚了。普兰佩尔写道：“一个世纪前，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心理学，但也几乎没有士兵以第一人称提到恐惧。”到了1918年，恐惧不仅成为军事心理学的核心问题，而且成了“这个时代的症状和产物”。(12)

传统上认为恐惧是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解释将焦点放在了战争特征的改变上。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新技术带来的威胁比步枪刺刀带来的威胁更令人畏惧和更具破坏性。持续多年且需要动员大量平民在战壕中作战的战争，据说会对官兵的士气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3) 尽管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引发并将继续加深人们的恐惧感，但仅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解释20世纪早期公众对恐惧的态度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使恐惧感受规则被重新定位，其涉及范围不只是在军方内部，还涵盖了整个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见证了心理学影响力的显著扩张，正是在此时，恐惧和焦虑话题本身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斯坦恩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恐惧文化发生了变化，欧洲许多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14) 尽管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恐惧叙述作为自变量或文化力量影响相对较小，但它已经脱离了传统背景下的框架模式。

重新制定恐惧感受规则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体验做出的反应；在这场战争的催化下，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与恐惧叙述之间的关联早已持有的疑虑被搬上台面。“自愿牺牲的社会精英遭遇惨败”促使人们质疑先前用来抵御死亡恐惧的价值观。(15) 社会在替换旧道德准则方面困难重重反而应该为恐惧脱离传统模式承担主要责任。

死亡感受规则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世界各地的执政当局都试图维护传统的军队价值观，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然而，军事当局认识到已经不再能够依赖传统的武士精神，因而选择依靠心理技术影响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感受。难怪美国陆军向士兵及其家属就“延长部署的情感周期（emotional cycle of extended deployment）”提供建议，同时提供应对“对忠诚或婚姻完整性的恐惧”和“分居焦虑”恐惧的指导。(16)

脱离传统价值观的后果之一是，死亡已经失去了任何积极的道德内涵，被视为一种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个人悲剧。在军队，这些文化态度通过采取旨在回避对自身力量造成损害的做法和策略反映出来。避免造成伤亡的心态的最明显证据是军方管理者不愿意“部署地面部队”和避免延长战斗。被称为“军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的原则可以被看作避免让军队陷入久拖不决的血腥战斗的尝试。一项研究的结论宣称，许多“政治家和将军带着绝对和不容置疑的信念坚信，除非美国军方的实际伤亡数为零，否则美国将再也无法成功使用武力了”。(17) 对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来说，频繁使用无人机空袭的主要好处是它能够避免美国军人的伤亡。

自相矛盾的是，西方军队竭力避免人员伤亡这一倾向刺激了敌人来利用这种恐惧。《国家恐怖主义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m）（2000年）宣称，“如果恐怖分子的目标是竭力挑战美国人民的安全感和信心”，那么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化学或生物攻击“也可能获得成功”。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对西方公众的想象力产生的影响让这些显然“无所畏惧”的人拥有了巨大威力。人体炸弹袭击者将死亡视为通往光荣殉道的路径，事实上，正是这种无所畏惧帮助加重了其攻击目标的忧虑和恐慌。

不久以前，许多青年都准备战死沙场，而健忘的西方文化已将其遗忘。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宣称，在战场上结成的相互帮助的团结共同体提供了意义和动机，这类似于宗教团体兄弟会提供的意义和动机。他说，“具体而言，战争对士兵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因为“这让他体验了死亡的神圣意义，那是只有战争中的死亡才具备的特征”。与现代俗世中毫无特殊意义的正常死亡不同，在战争中和“只有在战争中，个人才相信自己的死亡是为了‘某项事业’”。(18)

韦伯将个人牺牲性命神圣化这一做法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宣传。他提出的有关“战争中异乎寻常的兄弟情谊和死亡的特殊性”的主张，对各方自愿参战的许多士兵来说仍然颇具意义，并且在“二战”期间也一直存在。只是到了美国越战期间及之后，其意义的逐渐丧失才变得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