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明智判断的10个方法》 -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下载

发布时间: 2025-07-02    访问量: 208

内容简介

●以前,我们通过各种事实来认知世界,但进入信息爆炸的当代,周围充斥着不计其数的信息和事实,我们难以取舍,无法判断应该选择相信什么,更加无法做出明智理性的判断。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用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来认识世界、做判断和决策,本书恰恰就为你提供了方法。罗振宇说:“过去,我们相信认知源于事实;现在,认知本身就是事实。”

● 在《做出明智判断的10个方法》中,英国哲学科普天王朱利安·巴吉尼针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0个能帮你做出明智判断和决策的方法,并通过详细的论证让你重塑对世界的认知。书中提出的方法和主题既是针对当代弊病的,也是针对人固有的思维误区的,比如应该对各类专家的发言持怎样的态度、缺乏科学实证的民间经验是否完全不可信、道德判断与事实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等等。

● 本书是一本能给你带来认知升级的重磅作品,体会、掌握这10个法则,你就能重塑对以往认知世界的方式,做复杂时代里的明白人。

[编辑推荐]

●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作者、“英国哲学科普天王”朱利安·巴吉尼重磅力作!

● 10个方法,让你学会如何在面对庞杂信息时做出明智理性的判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和事件,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和判断,本书提供了10个帮你理性判断的方法,让你再也不用为信息的繁多和杂乱而纠结。

● 剖析真相是如何被扭曲、编造与误解的,让你绝对不做被蒙蔽、被忽悠的那一方!

面对着层出不穷的谣言和阴谋论、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主张与言论、不同领域和所谓的专家的观点,一不小心就会步入他人设下的圈套,将假的当成真的。本书剖析了各种事实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被扭曲与误解的方式以及无中生有编造事实的方式,让你对一切弄虚作假的方式了然于胸,绝对不做被蒙蔽、被忽悠的一方,而是做复杂时代的明白人。

● 探讨当代人的认知困境,打破你固有的思维误区!

本书提出的方法和论证不仅是针对当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针对人们固有的思维误区的,比如认为理性是科学的而经验是不可取的等,让你迭代升级自己的认知视角和认知方式,走出认知的迷雾。

● 湛庐文化出品。

作者简介

[英]朱利安·巴吉尼(JulianBaggini)

●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被誉为“英国哲学科普天王”,《哲学家杂志》共同创办人,《卫报》《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新政治家》等多家著名报刊的特约撰稿人,还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固定嘉宾。著有畅销书《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简单的哲学》《吃的美德》《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等。

● 他的书总是能切中当代人的思想和伦理困惑,以生动的故事或语言作为思想实验场景,为人们提供多种哲学选择的可能性,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另辟险峰。《卫报》称:“他拥有一颗清明的心智,这让他在哲学普及书籍的领域中格外杰出。”

目录

引言 为什么你无法对事情做出明智的判断
01 保持怀疑,但不要怀疑一切 – 013
02 相信理性,但不要确信不疑 – 027
03 追求确定性,但不要执着于确定性 – 037
04 学会认知,更要学会如何创建新的认知 – 049
05 关注事实,更要关注描述事实的方式 – 059
06 不盲目相信,而是追问何人受益 – 071
07 不擅下定论,而是审视更多证据 – 081
08 为自己思考,而不是独自思考 – 093
09 不轻易否定,而是多角度评判 – 107
10 不追求中立观点,而是形成观念之网 – 119
结语 学会10 个判断方法,做复杂世界里的明白人 – 133

试读

经验知识的力量就在于它始终是开放的,

并时刻接受每一次审查、修正和反驳。

人们普遍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奠定了实验方法在科学中的基础地位。培根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写道:“在不超出实际的实验范围时,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是经验。”培根用文字展示了科学是如何通过反复实验与试错向前发展的,以及其中一些错误是如何被证实是致命的。

培根曾陪英国国王的一位医生乘马车去伦敦的海格特旅行,看到周围厚厚的积雪,培根突然想到,雪可能和盐一样,具有保存鲜肉的作用。为了能立即检验这个理论,二人造访了居住在海格特山脚下的一个贫穷的妇女,并向她买了一只母鸡。二人让这位妇女给鸡剔骨然后塞满雪,以此进行实验。然而,培根突然感染了严重的风寒,以至于无法回家。居住在当地的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接走了培根,并将他安置在一张潮湿的床上,而这促使了他的病情恶化。几天之后,培根就因肺炎而去世了。

鉴于培根建立的经验主义原则坚称结论应该以证据为基础,这个关于他的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有了一丝讽刺意味。当然,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一些人杜撰的(3)。不过,这个故事的讽刺意义可能还要更加深刻:想要在第一时间就运用科学的、基于事实证据的方法其实困难重重,培根所谓的死因就是一个例证。

几个世纪以来,民间传言坚持认为“受寒着凉”是有可能的。但是,现代科学研究的证据却表明,这似乎是一个无稽之谈。有些实验室进行过相关的实验:研究者将感冒病毒引入被试的鼻子,然后让一部分人暴露于冷空气中,另一部分人则不暴露于冷空气中。这些实验一再表明,气温对人是否感冒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异常简单:普通感冒是由鼻病毒引起的,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肺炎则是由细菌引起的。温度与是否感染疾病毫无关系。如果长时间感到极度寒冷,那么你可能会体温过低,但不会“受寒着凉”。

然而,2015年1月,英国许多严肃的报纸和杂志刊登了标题为“妈妈是对的:你会因为受寒着凉而感冒”的头条新闻。耶鲁大学埃伦·福克斯曼(Ellen F. Foxman)领导的科研团队发现,“与体温正常时相比,体温较低时,人体对鼻病毒的先天性免疫会受到损害”。换句话说,病毒是否存在于鼻子中与温度无关,但人对病毒的免疫反应却与温度有关。这也意味着,人在受寒着凉后确实可能更容易感冒;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鼻子内已经存在病毒,那么人在受寒着凉后就更容易“酝酿”出感冒。

对验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而言,以上这些例子似乎并不是很好的证据。在关于某一特定死亡原因的历史问题和一般死亡原因的科学问题之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达成确切的和最终的结论。我们寻求证据,但这些证据往往是难以捉摸、匮乏、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在词源学上,empirical的意思是“来自经验”,而经验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经验的方法带来的往往是种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知识,而不是确切的知识。

尽管如此,对有关经验的研究而言,开放性并非只是一个缺陷,实际上也是其优势所在,大卫·休谟就曾完美地指出过这一点。休谟认为:“以其本性而言,人类理性探究的所有对象都可以被分为两类,即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观念的关系”关注的是数学、几何学和纯粹逻辑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根据定义判断为真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真实世界的事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际的事情”,它不能通过纯粹逻辑的方式来确立,而这也意味着它不能百分之百地被确定。休谟警告说:“每一个‘实际的事情’的对立面都可能仍然是成立的,与‘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相比,‘明天太阳不会升起’这一命题并没有比较不容易理解,也没有包含更多的矛盾。”的确,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设想出一些状况,使自己不得不接受明天太阳不会升起这一设想,比如一颗大行星即将撞击地球。

因此,缺乏确定性是经验知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质。我们需要放弃对百分之百的确定性的追求,以便去把握有关这个世界的所有可能性的知识。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只能通过纯粹概念的方式获得,比如数学中的公理和逻辑规律。无论是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还是对整个人类而言,想要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探索的过程就必然是无穷无尽的,而这可能会迫使我们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在本书中犯至少一个错误。我们所持有且判断为真的东西一直保持着开放状态,并不断地接受检验,所以,通过检验的理念就会变得更加可靠。

经验知识的力量就在于它始终是开放的,并时刻接受每一次审查、修正和反驳。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将作为仲裁理念的经验主义原则与“眼见为实”这样的谬误混为一谈。例如,尽管从未亲眼见过,但我相信科学实验所证实的关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且,这样的事物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我亲眼所见的事物的数量。我看到过一个人被锯成两半。我不知道那是如何完成的,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幻象。即使有更多的见证人,也不会使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验案例。1983年,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通过电视看到了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让自由女神像“消失”的场景,当然,他并没有真的使自由女神像消失。正如科学家常说的那样,“数据”并不是“逸事”的叠加。因此,我们所探索的真相应该总是以与该事件相关的总体证据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与当时最明显的证据相关,更不是与当时的“我们”是不是人数众多相关。

最早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的哲学家之一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亚里士多德写道:“解决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发掘事实。”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和许多人一样,亚里士多德或许并不知道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难题而发掘所有事实究竟有多么艰难!

相比而言,培根更为现实。他意识到了新的事实会与人们先前所持有的偏见、假设和信念抗衡和交锋。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写道:“我们至今还未曾遇到过一个人心志足够坚定,以至于依然能决然地扫荡一切陈辞旧说和常识概念,并以由此而产生的公平公允的理解力去审视一个崭新的事物。正因为如此,人类现有的知识还是混沌未分、编列未当的一堆杂物,其中包含着诸多的轻信和巧合,也包含着很多生而习得、稚气未脱的概念和想法。”

经验知识的支持者需要清楚地意识到,以证据作为基础证成真相会遇到什么障碍,以及在发掘确定一个有效结论所需的充足且强有力的证据时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重重困难。例如,有些人断然否认人类的行为会引起气候变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各种证据不感兴趣,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确立了一种错误的建模方式,所以才会错误地估量人类行为对地球气候产生危害的可能性。的确,如果坚持认为这些“否认论者”绝对是错误的,那就违背了经验知识的精神。毕竟,他们可能是对的。我们只能说,他们这种反对意见的支持力并不强于与之相反的证据的支持力,二者最多也只能达成平衡状态,而这也是任何反对意见都应该做到的。

然而,太多经验知识的支持者都将此简单化了。他们希望能像德尔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在1770年发出的声明那样,即“如果错误和无知成为束缚人们的锁链,让人饱受压迫;如果世俗偏见使这些锁链得以延续,那么总有一天,科学、理性和真理能够打破它们”(4)。实际上,一个孤立的证据很少能为打破某个谬误提供单一、决定性且有助于解放的突破。它更像是一股流动的水,有时可以把阻挡自己的东西冲洗一空,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在慢慢侵蚀着阻挡自己的坚硬岩石,以沉静的力量雕刻出自然的景观。

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医学上的重要进步,都要归功于对经验方法的明智使用。我们不能因为经验知识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就断然否认经验方法在扩大人类真理范围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价值。而要求经验知识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是一种强求,因为经验知识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确定的。经验知识太温和了,以至于无法达到绝对的确定,但我们应对此给予更多的尊敬。

要求经验知识百分之百确定是一种强求,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认经验方法的价值。

JUST AS

WORDS CAN

CHANGE TRUTHS,

NEW TRUTHS

CAN CHANGE

WORDS.

言辞可以改变事实,

新的事实也可以改变言辞。

2005年,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在伊拉克的任务“已经完成”。真的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布什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实际上来自悬挂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一面巨大旗帜上的标语。不过,布什确实说过“伊拉克自由了”“我们已经开始寻找隐藏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我们将与伊拉克新的国家领导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他们建立的政府植根于伊拉克人民,来自伊拉克人民,服务于伊拉克人民”等诸如此类的话。现在,许多民众把这些话看作谎言,或者至少是将其当作谬论。那么,事后反观,布什的这些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这个问题的潜在风险是,可能会导致人们误解这些声明的性质。在这些声明里,布什并不是在简单地描述事实,而是在宣布自己的希望和决心。正如他的支持承诺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事情真的结束了,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回家,并留给伊拉克一个已经解放了的国家。只有将布什的话当成在事情发生之前的预测,它才会有意义。

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将布什表明决心的声明误认为对事实的描述了。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11天,布什在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你要么与我们并肩作战,要么就是在支持恐怖分子。”他并没有陈述事实,而是在发出最后通牒。这一点可以从这句话的前一句得到印证,“现在,所有地区和国家都需要做出决定”,但人们在引用的时候常常会省略这句话。布什并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在创建一个事实:其他国家如果不支持他,那就是反对他。通过这种表述方式,布什在向其他国家施压,在努力使这句话成为真的。

仅仅通过说就能使一件事成为真的,这一想法让很多人非常震惊,并被当作后真相时代的无稽之谈。事实上,语言能够行事,并不神秘。例如,当一位得到法律授权的牧师说“现在,我宣布你们是夫妻了”时,一段婚姻就合法了。这是哲学家J. L.奥斯汀(J. L. Austin)在《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列举的具有语力效果的言语行为:“当说话时,我们就是在行事。”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一些言语行为是有语力的,所以禁止煽动才并非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煽动人们对他人造成伤害,是导致伤害的原因之一。

正如言辞可以改变事实,新的事实也可以改变言辞。真相一直在被如此创造着,并一直改变着世界,带着世界向或更好或更坏的方向前进。经济不平等的真相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残酷事实,而是由政治等方面创造的。即便是“确凿的事实”,也会因为建设、轰炸以及公共政策等原因发生改变。

言辞可以改变事实,新的事实也可以改变言辞。

如果一个人不是真的具有创造力,而只是在虚构,那么真相就会成为创造力的牺牲品。一般而言,说话本身并不足以创造事实,对真相的陈述也不能减弱现实的顽固。2004年,布什总统的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提出了一个观点:“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当美国采取行动时,我们就创造了新的现实。”这一观点非常令人反感。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罗夫只是在简单地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每当美国在伊拉克采取行动,罗夫就会跟记者讨论与这相关的问题,记者又会转述他的话,而这确实就是在改变现实。但是,当罗夫以记者这样的人都“生活在所谓的以现实为基础的共同体”为理由解散他们时,他似乎越线了,而且这种言论充满了傲慢的意味,那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人只能观察到“可辨别的现实”,另一类人则是在创造现实。罗夫极大地低估了甄别事实的重要性,毕竟,如果打算改变它,那首先必须准确地认清现存的现实是什么。历史后来的发展也验证了布什政府的这一致命缺点——并不是所有真相都可以被创造出来。

创造需要想象力,但如果是要创造新的真相,只有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在说到真相的时候富有创造性”,这种表达不过是不讲真话的委婉说法罢了。但是,因为真相确实可以被创造出来(比如有时刚好是在正确的时间说出了正确的话),所以,要区分哪些人是在创造真相,哪些人是在创造性地掩盖或扭曲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二者之间有时确实存在灰色地带,这也往往会让伪君子有机可乘。

关于这一点,或许最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倡导的“真实的夸张”(truthful hyperbole),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无辜的夸张形式”“一种非常有效的促销形式”。从表面上看,特朗普倡导的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夸张是一种天然的社会润滑剂。例如,人们用各种逸闻趣事“修饰”自己来使自己显得更风趣,夸大自己的长处来获得工作,过度赞扬别人来迎合对方的喜好或者让对方感觉更好。不过,既然这样的“白色谎言”(5)不完全是真的,也不完全是假的,那么难道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灰色真相”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将这类谎言与真相混为一谈。特朗普需要知道的是,无论“真实的夸张”到底是什么,它都绝对不是真的。特朗普自己也曾说过,进行“真实的夸张”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幻想”,因为人们渴望相信“存在某个最大、最宏伟也最壮观的事物”。沉浸在幻想中既不真实,也不总是无害的,正如特朗普《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的影子作者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所坦承的那样。他对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并坚称欺骗永远都不是无辜的。“真实的夸张”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就如同说:“这是一个谎言,但有谁会在乎呢?”

认识到创造真相的看似神秘的方式,能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可以回击和粉碎那些创造不受欢迎的新真相的企图的人。以美国的政治领域为例,很多人总是被指责在撒谎,但除非确实非常愚蠢,否则很少有政治家真的会肆无忌惮地说谎。这也意味着美国政治领域的辩论只停留在相互谩骂的层面,就如同操场上的孩子们喊“你的裤子着火啦”一样。有时候,与其争辩关于过去事实的不同版本,不如去关注那些即将被创造的真相。过去的事实已无法被改变,但未来的事实尚待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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